燕赵凌云

新闻提示：[过去大谈“读书无用”的台球小子丁俊晖如今有了重回课堂的打算。两周前，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通知丁俊晖的经纪人张萌：我们已经看到丁俊晖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尚未拿到通知书，张萌还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丁俊晖一家，谈到当时小晖的反应，张萌说：“其实早在今年6月就已经和交大基本谈妥，但是知道被录取，小晖还是非常兴奋，毕竟读书的愿望一直根植在他的心里，这也是他家人的期望。”（消息来源：搜狐博客文章征集）]

    近日作为台球世界冠军的“神童”丁俊晖就要上大学了，曾大谈“读书无用论”、只有小学学历的他居然被上海交大录取了。有些人认为丁俊晖读大学是在炒作，但丁俊晖的经纪人张萌则说，读书对于他是一种充电，也会对小晖的运动成绩有帮助。当笔者看到这则消息后，并没有思考丁俊晖是为了炒作、还是为了充电？而首先想到的是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在明星上大学的事例很多，不论是体育明星，还是娱乐明星。而且他们也不用参加正规的入学考试，这就产生了对其它学生的不平等，特别是农村的学生。当然不是说，明星上大学是造成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它是一个反映。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突出。但在我国的教育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急需政府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加以解决。

    由于高等教育机会是更为稀缺的资源，是个人跃升上层还是堕入下层的社会的分水岭，围绕这种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而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优势的社会成员又总是具有自身的和制度赋予的强大竞争力，因此，高等教育阶段机会的不平等也就更加明显。

    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首先是基础教育阶段机会不平等累积的结果。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办学制度，使农村的少年儿童在通向学业成功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公共教育经费不足、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又无法承受义务教育之重的困境中，农家子女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造成农民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降低。进而，由最高教育当局掌控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初次分配的失衡，以及强势社会成员以“腐败”参与的再分配，都决定着或拉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就前者而言，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和涉及政策制定者切身利益的结果，在以地区为单位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上，主管部门一贯採取在全国范围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一省之内向省会城市倾斜的政策。以几乎神话了的「清华」为例，在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间，它投放於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四省的总和（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初的几年间为其2─3倍），2001年则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是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悬殊，（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1999年，北京的考生只要获得相当于百分制的43.6分就可以上大学，各科平均不及格也可以读本科，因此其录取比例高达72.6%，其中理科考生更达78.9%，与多个省区不到30%形成对照。一省之内的差异也同样明显，就山东省2000年非重点院校的录取线而言，省城济南为全省各地市最低，其文科和理科类都低于最高地区63分。结果是，由於处于劣势的地区往往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也就意味着农民子女将被更多地淘汰。

    如果说初次分配已经明显有利于居住在首都、省会等大中城市的社会成员的子女，录取过程的再分配则更进一步偏向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权势阶层。（上线）人数高于最终录取数的恒定比例产生的「灵活性」，使具有特殊背景的社会成员（包括各高校教职工，他们的子女一般总会得到所在学校的「行业性福利」）的子女优先进入；具有明确指向的「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的流向，也显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子女。湖南省隆回一中的「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不慎泄漏的「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的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露出了冰山一角。而所有这些勾当都拉大了不平等。

    90年代以来的多项调查都显示了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实际状况。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大专除外）、1994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则给出了一幅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画面（表1）。在城乡之间，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义差距（2.8倍）。在重点大学中，这种不平等则远远超过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的实质差距（六倍）。

　  各职业阶层间的差距则更加明显。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1：4：31.7：22.6：17.4.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另一方面，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阶段，城乡之间和社会各职业阶层之间都呈现一种金字塔状的不平等格局：院校层次愈高，不平等也愈严重。而在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生产着「精英中的精英」的北大和清华，更加令人惊歎.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在全中国8至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比如，在清华大学1990─1992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村的学生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别达到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个高出100人。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强势社会阶层子女在高校中的「热门专业」中所占优势更加明显，而工农特别是农民子女则多居于「冷门专业」。对武汉大学和重庆8所高校及西安11所高校的调查都显示，工农子女在「热门专业」中的比例都进一步低于其在高校总体中的比例，而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情况则相反，三者相加经常会超过80%，几乎形成垄断地位。考虑到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有不同的职业选择和就业难易度，并形成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其蕴含的意义值得深思。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上属显着差距并非公平竞争（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结果。一项对湖南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录取分数的分析显示，在4大类学科16个专业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高出干部子女22分和工人子女18分。其中工科类高出干部子女26分，财经类高出30分；在16个专业中有14个专业农民子女的录取分高于干部子女，最高者则相差60分。此外，工人子女的录取分数也普遍高于干部子女，16个专业中有11个高于后者，其中有6个高出10分以上，2个高出40-50分以上。进而，在干部子女排在前5位的热门专业中，其平均分也都低于其中的农民和工人子女，有的相差41分。而其他11个专业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也都高于热门专业中干部子女的最低分和次低分，有7个专业高于最高分，有的竟高出44分。

    这一案例表明，就农民子女来说，22分的明显优势并未能使他们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反而在已录取学校的专业分布中处于劣势。可以推断，那些考分比已录取的农家子女低、但却高于干部子女的农民出身的考生可能被更多地淘汰了。

    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尽管高等教育基于「产业化」或延缓「就业压力」的现实需求而大大增加了绝对的机会数量，但没有迹象证明，这种爆炸性的数量扩张同时伴随着「公正」的内涵。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

    要纠正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在笔者看来，首先要改革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其次需要有某种形式的限额分配制度，来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至少应该接近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笔者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理想，真正实现起来就会困难重重。但我国政府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改善这个状况。笔者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参考资料：

1、《发展经济学》 于同申/主编

2、调查资料来源：“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

3、《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张玉林/著